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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上古至唐之前的文章总集。清严可均辑校，共分为10册。内容为横排版、简体字，主要内容有臧孙宿－季孙斯、里革－孔子、燕召公－燕惠王、燕王喜－燕太子丹、乐毅－麴武、武公－庄公、礼至－甯俞、孔悝－鄢肸等。

清嘉庆年间开全唐文馆，编辑一部达一千卷之多的全唐文。当时有名的文人多被邀请参加。严氏因为自己没有被邀请，心有不甘，于是化了二十七年的心力，独自另编一部书，就是这部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起上古迄隋，作为全唐文的前接部分。这部书的长处是「全」，他自己说：广搜三分书，与夫收藏家秘笈，金石文字，远而九译，旁及释道鬼神，鸿裁巨制，片语单辞，罔弗综录，省并复叠，联类畸零。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，分代编次为十五集，合七百四十六卷。纲罗面确是相当广泛，使人们在一部书中可以看到唐代以前所有现存的单篇文章，以及一些史论，子书等的辑佚，而且便于翻查，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是中国上古至隋代的文章总集，清嘉道间学者严可均辑。全书741卷，收作者3400多人。因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，清朝开馆辑《全唐文》，严氏认为唐以前文章亦应编集，遂发愤独自编纂，毕27年之功始成。从别集、总集、史书、类书到金石拓片等，莫不广搜博采。全书以“文”为编选对象，载文而不载诗；按朝代先后排序，分为《全上古三代文》至《全隋文》14集，朝代不明的文章则别为《先唐文》一集列后，直与清官修的《全唐文》相接。同一朝代的作者，以帝后、宗室、贵族、百官、群雄、士庶、列女、释道、阙名等次序排列。

作者简介

　　严可均（1762年—1843年）字景文，号铁桥。清代浙江乌程（现浙江湖州）人。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举人，官建德县教谕，修学宫。好藏书，精于考据。他研究文字音韵学，著有《说文校议》、《说文声类》、《铁桥漫稿》等书，辑本有：《典语》一卷、《刘氏政论》一卷、《杜氏笃论》一卷、《桓氏世要论》一卷、《蒋子万机论》一卷、《尔雅图赞》一卷、《山海经图赞》二卷、《华阳陶隐居集》二卷、《孝经郑氏注》一卷、《圣贤高士传赞》一卷、《平津馆金石萃编》二十卷、《尔雅一切注音》十卷、《傅子》五卷；积一千二百五十一卷，因卷帙繁浩，不能尽刊。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严氏手校本《初学记》原稿。

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10册书目：
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第1册 上古-前汉
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第2册 后汉
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第3册 三国
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第4册 晋 上
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第5册 下
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第6册
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第7册
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第8册
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第9册
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第10册

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详解：

 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是一部卷帙浩大、收罗宏富的总集。它把上古到隋代三千四百九十五位作者的散文作品，无论是整篇的，还是残缺不全的，无论是原有集子的，还是分散零落的，都汇集在一起，分编为《全上古三代文》十六卷、《全秦文》一卷、《全汉文》六十三卷、《全后汉文》一百零六卷、《全三国文》七十五卷、《全晋文》一百六十七卷、《全宋文》六十四卷、《全齐文》二十六卷、《全梁文》七十四卷、《全陈文》十八卷、《全后魏文》六十卷、《全北齐文》十卷、《全后周文》二十四卷、《全隋文》三十六卷、《先唐文》一卷及《韵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姓名》五卷，共七百四十六卷，下与《全唐文》衔接，是研究唐代以前文学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。
    但是，关于这部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的编者，过去曾有过一些争论。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二《严可均传》、《清史列传》卷六九《严可均传》及《湖州府志·人物传文学三》都记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是严可均编撰。严可均(1762—1843)字景文(一作广文)，号铁桥，浙江乌程人，嘉庆五年(1800)举人。道光二年(1822)，他曾任过一次建德县教谕，但一直没能升迁，大约道光十四年(1834)后不久，便称病辞官了。他精通金石小学，长于辑佚，著作极多。据《铁桥漫稿》卷三《上提学陈硕士同年书》说；“除已梓借梓外，尚数十种，积稿等身。”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便是其中的一种。
    据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总叙》，我们可以知道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的编纂，是由于嘉庆十三年(1808)开全唐文馆，而馆中没有聘请他，所以他才发愤独立编纂了这部唐以前文的总集。他以类书、史传、史注所征引为主，参以《古文苑》、《文纪》、《汉魏百三名家集》及金石碑刻，经过九年努力，到嘉庆二十一年(1816)编成了粗稿，又经过了十八年的“拾遗补阙，抽换之，整齐之，画一之”，才于道光十四年(1834)最后编定全书。从《铁桥漫稿》卷三《与徐星伯同年书》看来，他在此书编定之后，还曾进行过补充修改。但是，他家道贫寒，无力刻印，只好听凭手稿流传，直到道光二十三年(1843)他去世。
    但是，从道光末年起，就有不少人对严可均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著作权提出了质疑。如《孙渊如(星衍)年谱》、《李申耆(兆洛)年谱》、李详《媿生丛录》卷二、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卷一二、《吴山尊日记》、陆心源《仪顾堂集》卷一。《与缪筱山太史书》等，都谈到这个问题。他们或说是孙星衍所辑，或说是李兆洛“终其事”，或说是孙星衍辑，李、严参校，而严可均剽窃了成果，贪他人之功据为已有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人，如杨守敬《晦明轩稿》卷下、王毓藻《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序》则坚决驳斥上述质疑，力主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是严可均“一手写定，不假众力”(《清史列传》语)。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，仍各持一端，争执不下。
    其实，上述两家说法各有偏颇之处。应该说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的主要编纂者是严可均，但孙星衍、李兆洛确实参预过补辑工作，不过时间极短。因为第一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的编纂始于嘉庆十三年开全唐文馆，而粗稿成于嘉庆二十一年，这不仅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总叙》有记载，就是主张编纂者为孙星衍的俞正燮，也在《癸巳存稿》卷一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目录不全本识语》中说过，“丙子及戊寅，两晤铁桥于上元皇甫巷，相与检文及目，因言文已大备”，可见丙子(即嘉庆二十一年)成粗稿一事是确实的。而孙星衍在嘉庆二十一年之前，一直在全唐文馆，直至此年，才到钟山书院主讲，而李兆洛则于道光二年(1822)才到扬州住在鲍廷博处，“搜集八代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”(《李申耆年谱》)，可见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粗稿完全是严可均一人的心血。第二，据严可均《与徐星伯同年书》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在后一阶段补辑修订时，曾请徐松借抄《梁永阳王前墓志》，这个墓志为海内孤本，孙星衍《访碑录》未收，严可均收入《全梁文》，可见补辑阶段的主要工作也是严可均所作。正如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所记，“丙子后，铁桥复搜校古书及金石稗官……补十分之一，又皆记其文所从得于目录下……又为作者撰小传，冠于其文之首”，严可均花出的劳动，是极为巨大的。王毓藻在刻此书时写道：“点窜涂乙，丹墨纷如，皆广文手笔。”原稿现在还在上海图书馆，这当是严可均编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的铁证。第三，完全否定孙星衍与李兆洛的参预可能也是一种偏见。严可均是一个举人，又无一官半职，家境不宽裕，所以往往“稿笔依人，不能不有所假借”(《晦明轩稿》卷下)。他所作《说文校议》，便加署了姚文田的名字，他所辑《孔子集语》，也署孙星衍、严可均同撰。因此，他在南京补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借助于曾当过山东督粮道兼翰林院编修、当时正主讲钟山书院的孙星衍之力，邀请孙星衍一同参预其事，以便此书得以问世，也是很有可能的。而据《李申耆年谱》，李兆洛在扬州为鲍廷博辑“八代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”，是“上自汉魏，下迄于隋”，与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中提到的在江阴李兆洛处见到的那个“无古及秦”的目录不全本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正好相合，这决不会是偶然巧合，俞正燮与严可均、李兆洛都有往来，又多次见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所记载的当是事实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是由严可均辑成粗稿，孙星衍、李兆洛先后参预补辑，最后又由严可均独力完成的，题为严可均编撰也是合情合理的。
    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于道光十四年(1834)脱稿后，由于部帙浩大，一直未能刻印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5)严可均去世后，手稿被归安蒋壑所得，但蒋氏只是进行了一番校正，另编成总目一百零三卷刻印，并未刻印全书。后来手稿又辗转流落到上海书肆(见《越缦堂日记》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三)，最后为广东知府方功惠所得。光绪十三年(1887)，王毓藻在广州见到此书，便汇集了一批文人，花了七年功夫，校勘八遍，刻印了全书，至此，这部巨著才免于亡佚的命运。
    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的采录编排体例中最重要的有两点：第一，它是集部总集，它所收录的范围是从远古到隋代的文章(包括骈文和散文)。但经部不收，只收经传中所载的誓诰箴铭及佚经经文；史部不收，只收史序、史评和佚史的论赞；子部不收，只收已佚的子书逸文。第二，它按朝代顺序编排所收的文章；而在每一朝代中，又按帝王、后妃、宗室、国初群雄、诸臣、宦官、列女、阙名、外国、释氏、仙道、鬼神的顺序编排。了解了这两点，便可以知道什么样的文章在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中可以找到，什么样的文章大致在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净的什么地方了。
    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是一部资料书。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搜集颇全，唐以前的文集，据严可均说，包括全存、半存及后人重辑的，也才三十四家，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却收至三千四百余家，在作者数量上相当于有文集的作家总数的一百倍。其中大多数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之文，很多只是在类书、史注、金石碑刻中残存了只言片语，严可均却一点一点地把它们剔出来，爬梳整理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再拿名家来说，有些人的文章经过一番搜辑，情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例如刘向，他是我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人物，在古文献学史、思想史上都很有影响，然而，他的作品除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大体保存至今外，其他大多数都散失亡佚了。严可均之前，只有一些学者辑过他的《别录》佚文，却没有人全面收辑他的作品，严可均则从《古文苑》、《文选注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御览》、《宋书》、《乾象通鉴》、《五经正义》、《周礼疏》、《仪礼疏》、《经典释文》、《史记索隐》、《一切经音义》、《六帖》、《荀子注))、《唐会要》、《北堂书钞》等大量书中，辑出了刘向作品达五卷之多，这里不仅包括了《别录》佚文、《新序》及《说苑》佚文，还包括了他的辞赋章表疏等，为研究刘向提供了许多可贵资料。又如南朝齐的文学家孔稚珪，如果没有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我们只能从《文选》收录的《北山移文》和《南齐书》收录的几篇奏疏中来考察他，对他的思想就不能有更深的了解。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则从《弘明集》和《艺文类聚》等类书中收集了他的十几篇作品，尤其是《答竟陵王启》三篇，对了解孔稚珪的思想更有裨益，使我们知道了孔稚珪是一个信仰道教，但又不敢反对佛教，主张释老合一的人物。再如《嵇康集》，仅赋一类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就比明嘉靖刻十卷本多《酒赋》、《蚕赋》、《怀香赋序》三篇，虽文残不全，但也可以为我们了解嵇康的文学提供线索，后来鲁迅先生精校《嵇康集》，很下功夫，但在赋的部分所收佚文也只有这三篇，可见严可均搜罗之全。  
    严可均在收集残篇断简时，也比较注意校勘辩证。以《曹植集》为例，张溥《汉魏百三名家集》中《曹植集》收有《曹苍舒诔》一篇，严氏根据《艺文类聚》卷四五及《古文苑》所引，考定是曹丕所作，便删出曹植集，编入魏文帝卷中；又诸本《曹子建集》均收《愁霖赋》，为上下两段，严可均根据《艺文类聚》编排体例和《文选》李善注所引，证明下半段从“夫季秋之淫雨兮，既弥日而成霖”以下六句，是编集者误将蔡邕《霖雨赋》和曹植赋相混，合二为一了，于是便删后半段人蔡邕卷。再以的照《飞蛾赋》为例，其末二句“岂学山南之文豹，避云雾而岩藏”，严可均据《封氏闻见记》卷五“旧说南山赤豹爱其毛体，每有雾露，诸禽兽皆取食，惟赤豹深藏不出”一段及下面所引《飞蛾赋》末二句，考定“文豹”当作“赤豹”，这是很对的。严可均生活在考据之学方兴未艾的嘉、道年间，接受了严谨的考据学作风和传统，引文必注明出处卷数，校勘必说明依据，清清楚楚，有根有据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
    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，“前修未密，后学转精”是一种必然现象。从今天看来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又有不少缺点。首先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虽全，但严氏以一人之力，加上孙、李二氏并不很多的协助，要想做到包罗无遗是不可能的。例如清末杨守敬在日本得到《文馆词林》、《文镜秘府论》，在朝鲜得到《东古文存》，曾为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补了上千条；后来刘心源又作《奇觚室吉金文述》，又补充了严可均所未见的新出土金文铭刻若干。不仅如此，就在严可均所用过的书中，也还有不少漏收的文章，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集解引钟繇、华歆、王朗同对魏文帝所论“三不欺”、《金楼子·立言》引诸葛亮论汉光武、《列子·天瑞》注引何晏《道论》、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注引谢鲲《元化论序净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都没有收。甚至西晋杨泉著名的《物理论》，是哲学史上重要的文献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竟然也脱漏掉了，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疏忽。此外，像《全后汉文》失收徐幹《中论》佚文二卷(见《群书治要》)，《全晋文》失收张辅论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优劣的文字(见《晋书·张辅传》)等，实在不是少数。其次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所收上古部分及各代鬼神仙道之文，大都虚妄无稽，没有意义。如上古太昊、炎帝、黄帝之类，多是后人依托，本不必实有其人其文，如神农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都已指出：“六国时，诸子疾时怠于农业，道耕农事托之神农。”而严可均却仍然把《神农之禁》、《神农之数》、《神农之法》、《神农之教》、《神农书》统统收归神农名下，这显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再次，严可均所作各小传及所收录的文章，也有错误，或甲误为乙，或此误为彼，如《全后魏文》就误收了北齐后主的文字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些都是一部大书中难免出现的错误，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，何况这么大的书几乎只是一个人独力完成的呢!
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有王毓藻光绪二十年刊本，但这个本子脱文讹字不少。后来严可均手稿为医学书局丁福保所得，便请人根据原稿进行了标点，又请沈乾一作了一些校勘，然后印行；1958年中华书局便用这个本子影印，分线装六十六册，后又有精装四册，最为易得。

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中国上古至隋唐时代的文章总集，编校者清代严可均（1762～1843），共七百四十六卷。清代嘉庆年间开“全唐文馆”，严可均未获邀请，心有不甘，于是取材明代梅鼎祚的《文纪》及张溥的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，历时27年编成，“广搜三分书，与夫收藏家秘笈金石文字，远而九译，旁及释道鬼神。起上古迄隋，鸿裁巨制，片语单辞，罔弗综录，省并复叠，联类畸零”，又对石碑版、杂记、类书、笔记、古注、经疏等文献进行检校，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。原稿156册，计741卷，分代编次为15集：《全文古三代文》、《全秦文》、《全汉文》、《全后汉文》《全三国文》、《全晋文》、《全宋文》、《全梁文》、《全陈文》、《全后魏文》、《全北齐文》、《全后周文》、《全隋文》、《全唐文》，朝代不明的文章则别为《先唐文》一集。作者搜罗广泛，从类书、别集、总集、史书，到金石拓片等，莫不广搜博采，共收录作者3497人，分帝、后、宗室诸王、群雄、诸臣、宦官、列女、阙名、外国、释氏、仙道、鬼神等，每人附有小传，举凡鸿篇巨制，佚文断句，都加辑录，是迄今为止收录唐以前文章最全的一部，并与官修的《全唐文》相接。而三国、魏晋、南北朝时期占2417人，共565卷，较之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更为丰富完善。严氏自序称：“唐以前文，咸萃于此”。

　　该书编成之后，因卷帐浩繁，又有不少谬误，一直未能刊行。清人蒋壑编有本书篇名目录一○三卷，并抄录每篇出处，还编有作者索引，又正式将书名改为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》。张之洞主持粤政，设广雅书局，命王毓藻主持刊刻事谊，经过八年八次校雠，光绪十八年（1893年）初刊于广州。1929年丁福保影印出版。1958年中华书局据广雅书局本影印出版4册，并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》。钱钟书的《管锥编》第三、四册专论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共277则。

　　此书亦有不少错误与重复之处。钱钟书在《管锥编》第四册即指出：“李崇《请减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》。按《全北齐文》卷二杨情《奏请置学及修立明堂》，卷三邢邵《奏立明堂太学》与此文全同，惟无末‘诚知佛理渊妙’云云三十七字，是一文具三主名而三见，严氏末无按语，杨、邢之奏载《北齐书·邢邵传》，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三十九谓：‘此奏实出于崇，与杨情、魏收、邢邵诸人初不相涉。”。
编辑本段作品简介
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中的《全汉文》书影
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中的《全汉文》书影

　　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中国唐以前的文章总集。编校者清代严可均（1762～1843）。746卷，收作者3400多人。清嘉庆十三年(1808)，清朝开馆辑《全唐文》。严氏认为唐以前文章亦应有总集问世，遂发愤独自编纂。从别集、总集、史书、类书到金石拓片、片语残文，莫不广搜博采，经27年完成，规模可谓宏大。编选体例以“文”为标准，载文而不载诗；序列按朝代先后，分为《全上古三代文》至《全隋文》14集，朝代不明的文章别立《先唐文》一卷，列在其后。同一朝代的作家，以帝后、宗室、贵族、百官、群雄、士庶、列女、释道、阙名等次序排列。每一作家都有小传 。同一作家的作品，又以骚、赋、制、诏等七十体分类编次。所录各篇均注明出处。是一部使用方便，便于检索的大型资料书。但也存在着疏于考辨、遗漏重出、残篇拼接不当等缺点。

　　主要取材明梅鼎祚的《文纪》及张溥的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，共收唐代以前作者3497人，分代编次为十五集。

　　原稿156册，共741卷，1893年广雅书局初刻，1929年丁福保影印出版。今有中华书局断句影印本。

　　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是迄今为止收录唐以前文章最全的一部总集，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涵盖时间最长的一部文学总集，对唐以前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语言等研究，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证误：

严可均校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以下简称严辑《全文》，其书跨度大，内涵广，三古八代、九流百家，兼收并蓄，淆然杂陈。尝疑严氏校辑是书，率掉以轻心，凡例既定，遂假手钞胥为之，其后搜罗初备，缮写告成，又未尝躬亲校雠，驯致纸缪间出，令人日思其误，颇难有一适之得也。器也末学肤受，腹笥云俭，所见是书之失误，不翅百一，今且就其问题之严重者，举例以明之，限於篇幅，未及一一缕也。陶渊明有诗云：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。”不有析疑，其能赏奇乎？
下面试言其失误：
一，作者爵里不详。《全晋文》卷一百四十三王该，严氏云：“该，爵里未详。”案：王该，吴兴人，见《法苑珠林》卷四十二引《冥祥记》。
二，阙名不阙。《全晋文》卷一百四十五阙名，严氏据□□□□□□武帝世，河间有男女相悦许配，男从军，父母以女别适，女忧死，男还悲痛，遂发冢开棺即活，因负还，其夫争之。廷尉奏：“精诚之至，感於天地，故死而更生，在常礼之外，非礼之所处，刑之所裁，断以还开棺者。”案：此文见《搜神记》卷十五，以为王导奏云云，当入王导文。
三，阙字不阙。《全三国文》卷四十七嵇康文《酒赋》：“滋液全备，芬芳□□。”案：陈禹漠本《北堂书钞》卷一百四十八引□□作“澂；澈”二字，当据补。
四，妄拟题目。《全后汉文》卷八十二张升《友论》：“嘘枯则冬荣，吹生则夏落。”（《文选·魏都赋》注，刘峻《绝交论》注）又：“黄绮引身，岩栖南岳。”（《文选》稽康《与山涛绝交书》注）严氏云：“一作《反论》，一作《反论语》，皆误。”案：严氏盖因《文选》注引两篇《绝交书》，遂定为《友论》，大谬。寻《左传》昭公七年，孔颖达《正义》：“张叔皮论云：‘宾爵下革，田鼠上腾，牛哀虎变，鲧化为熊，久血为燐，积灰生蝇’。”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：“案：钱大听云：‘李善注《文选》卷六、卷四十三引张升《反论》，卷三十一，卷四十引张叔《皮论》，卷五十五引张升《反论语》，与《春秋疏》所引，本是一篇，而篇名或云《反论》，或云《反论语》，或云《及论》，或云《皮论》，其人名，或云叔，或云升。考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有张升字彦真，陈留尉氏人，著赋诔颂碑书凡六十篇，梁《七录》有外黄令《张升集》二卷。《反论》殆升所撰之一篇，如《解嘲》、《释讥》之类。曰皮曰及，皆字形相涉而伪，叔与升亦字形相涉也’。”案：钱说见所撰《潜研堂文集》，谓当作《反论》，是也；谓如《解嘲》、《释讥》之类，则非也。张升所谓“牛哀虎变”，见《淮南子·俶真篇》，“积灰生蝇”见《淮南子·说山篇》，“久血为燐”见《淮南子·汜论篇》。《说山篇》云：“狸头愈鼠，鸡头已瘘，虻散积血，斫木愈龋，此类之推者也；膏之杀鳖，鹊矢中猬，烂灰生蝇，漆见蟹而不乾，此类之不推者也。推与不推，若非而是，若是而非，孰能通其微？”类之不推，即谓物性之相反，张升举而论之，盖将通其微也。由于严氏误认为《友论》，又说：“作《反论》、或《反论语》者皆误”，于是《左传疏》所引之张叔皮论、《文选》鲍明远《代君子有所思》诗注所引之张叔《反论》：“烦冤俯仰、泪如丝兮。”《文选》陈孔璋《答东阿王戕》注所引之张叔《及萍》：“青萍砥砺於锋锷，庖丁剖牺於用刀。”皆沉而未钩，岂非以不误为误之故邢？
五，失载篇名。《全晋文》卷一百十七葛洪文有言潮者凡四条。案：此为葛洪所著《潮说》，姚宽《西溪丛语》上引燕肃（《宋史》有传），王明清《挥尘前录》四第一百条《姚令威得会稽石碑论海潮依附阴阳时刻极有理》条，俱作葛洪《潮说》。
六，有头无尾。《全梁文》卷四十七陶弘景二《肘后百一方序》，严氏据《道藏》“尊”字号《陶隐居集》、《艺文类聚》七十五引“太岁庚辰隐居曰”至“一披条领，无使过差也”，戛然而止。寻《正统道藏》“陛”一号引《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序》於“无使过差也”句下尚有一千零四十二字，文曰：“寻葛氏旧方至今已二百许年，播於海内……今以内疾为上卷，外发为中卷，他犯为下卷，具列之云。上卷三十五首，治内病；中卷三十五首，治外发病；下卷三十一首，治为物所苦病。”案：严氏亦尝引用《道藏》矣，而如此煌煌钜制，竟失之目治，疑彼实未尝通读《道藏》也。盖陶弘景此文，自“寻葛氏旧方”以下，皆说明所以补阙之故，乃文中应有之义，如《道藏》本《陶隐居集》及《艺文类聚》所引，殆以其为琐碎细故而加以斧削，顿失其本真，何可以为据也。
七，有尾无头。《全齐文》卷二十王琰文据《法苑珠林》引《冥祥记自序》：“此像常自供养……事非殊贯，故继其末。”案：所引文见《法苑珠林》卷十四，引文云：“齐建元初，太原王琰者，年在幼稚，于交址贤法师所受五戒，以观音金像令供养，遂奉还杨都，寄南涧寺。琰昼寝梦像立于座隅，意甚异之，即驰迎还。其夕，南涧失像十余，盗毁铸钱。至宋大明七年秋夕，放光照三尺许，金辉映夺，合家同睹。后以此像寄多宝寺。琰适荆楚，垂将十载，不知像处；及还杨都，梦在殿东众小像内，的的分明，诘旦造寺，如梦便获，于建元年七月十三日也。故琰《冥样记自序》云”，下即接“此像常自供养……故继其末。”不言出自何书。今案：此文颇为可疑。《法苑珠林》所引验文，其引《冥祥记》者尤多，皆注明出处，此何以独否；且以其文观之，乃所谓观佛部感应缘之余，全然不似自序，故收入《敬佛篇》。寻《法苑珠林》卷十七《敬佛篇·观音验》略引二十验，其十六验为“宋居士张兴”，十七验为“宋居士宋琰”，注云：“右二验出《冥祥记》。”十七验曰：“宋琰稚年在交址，彼土有贤法师者，道德僧也，见授五戒，以观世音金像一躯见与供养，形制异今，又非甚古，类元嘉中作；铭镌殊工；以有真好，琰奉以还都，时年在龆龀，与二弟常尽勤至，专精不倦；后治改敝庐，无屋安设，寄京师南涧寺中。于时，百姓竞铸钱，亦有盗毁金像以充铸者。时像在寺，已经数月，琰昼寝，梦见立于座隅，意甚异之，时日已暮，即驰迎还。其夕，南涧十余躯像悉遇盗亡。其后久之，像于曛暮间放光，显照三尽许地，金辉秀起，焕然夺目。琰兄弟及仆役同睹者十余人，于时幼小，不即题记，比加撰录，忘其岁月是宋大明七年秋也。至泰始末，琰移居乌衣，周旋僧，以此像权寓多宝寺；琰时暂游江都，僧仍适荆楚，不知像处垂将十载，常恐神宝，与因俱绝。宋升明末，游踬峡表，经过江陵，见此沙门，乃知像所。其年，琰还京师，即造多宝寺访焉。寺主爱公云：‘无此寄像。’琰退，虑此僧孟浪，将遂失此像，深以惆怅；其夜，梦人见语云：‘像在多宝，爱公忘耳，当为得之。’见将至寺，此人手自开殿，见像在殿之东众小像中，的的分明；诘旦造寺，具以所梦请爱公，爱公乃为开殿，果见此像在殿之东，如梦所睹，遂得像还，时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。像今常自供养，广必永作津梁，修复其事，有感深怀，沿此征觌、缀成斯记。夫镜接近情，莫逾仪像，瑞验之发，多自此兴。经云：‘镕斫图绩，类形相者，爰能行动，及放光明。’今西域释迦弥勒二像，辉用若冥，盖得相乎！今华夏景楷（模），神应亟著，亦或当年群生，因会所感，假凭木石，以见幽异，不必克由容好而能然也。故沉石浮深，寔阐闽吴之化，尘金泻液，用纾彭宋之祸，其余诠示繁方，虽难曲辩，率其大哲（抵），允归目（自）从；若夫经塔显效，旨证云同，事非殊贯，故继其末。”据此，则《法苑珠林》卷十七所引者为王琰《冥样记》，（隋志、两唐志俱著录王琰《冥祥记》，《法苑珠林》卷一百《杂集部》：“《冥祥记》十卷，齐王琰撰。”见引於《太平广记》者颇为夥颐。）卷十四所引者乃宋琰《观音金像瑞验记》（今拟），以二人俱名琰，释道世不察，乃误为一人，且称为太原王琰，太原者琰之郡望，盖亦过江名士也。所言寄寓金像经过，详具时日、处所及有关黑白二众，非身亲历其境，不能道一字，则《冥祥记》所述，即据宋琰《观音金像瑞验记》为言也。《冥祥记》所引“像今常自供养”以下，与宋琰自序合，且与上文一气连贯，则宋琰文之有尾无头因明白矣。据此，则宋琰为宋人，其文当收人《全宋文》。
八，妄以他文续尾。《全晋文》卷一百十七，葛洪二《抱朴子外篇》：“人知药理病，不知学理身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平焉。故曰物生而蒙，事屯而养，造昧（此语有脱字）利有攸通，犹金之销炉，水之从器也。是以圣人实之于文、铸之于学。夫文学也者，人伦之首，大教之本也。”（《御览》六百七）严氏曰：“案：此疑《勖学篇》或《尚博篇》佚文。”）器案：《太平御览》六百七引《抱朴子》只有“人知药理病，不知学理身”二句十字，其“平焉”至“大教之本也”五十四字，乃《太平御览》六百七引王粲《荆州文学记官志》文，严氏乃妄续之，牛头而马脯，其将何以安之？
九，一文羼入他文。《全后汉文》卷九十一，王粲《荆州文学记官志》，其第一段“自汉荆州牧”至“大教之本也”，凡百九字，乃《太平御览》六百七引。其第二段“乃命五叶从事”至“百氏备矣”，凡百十九字，乃《艺文类聚》三十八引。独第三段“夫《易》惟谈天”至“表里之易体者也”，凡百八十八字，不见他书所引。其下一段“天降纯嘏”至文末“声被四宇”，注：“《艺文类聚》三十八、《御览》、六百八。”而《御览》实未引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此三段。案：第三段所引者为《文心雕龙·宗经篇》文，《御览》无善本，严氏遂沿其误而以为王粲文耳。然严氏之误，实由於清康熙年间张英等纂修之《渊鉴类函》之始作俑。《渊鉴类函》卷一百九十二、《周易》一、增引《太平御览》王粲《荆州文学记官志》曰：“夫《易》惟谈天，人神致用。故《系》称远辞文，言中事隐；韦编三绝，固哲人之骊渊也。”今《御览》无文。同卷，《尚书》一、增，卷一百九十三、《毛诗》一、增，《春秋》一、增，《礼记》一、增，俱引王粲《荆州文学记官志》，而不复出《太平御览》之名，则《渊鉴类函》此文，实用《太平御览》六百八引《文心雕龙》之文，而误以为王粲文耳。由此一事，因思严辑《全文》于所引用之书，名以方空（□）若干代之者，（夫既明征其辞，焉有不知其详之理？）盖不于人之知其自晚近官修类书中稗贩而来，故权作方空，以为他日订补之资耳。不知官修之书，如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永乐大典》以及清代之《渊鉴类函》、《子史精华》、《图书集成》等，率援引中秘书，多人间未见之本，即如严辑全文所保留之方空，迄今虽欲弥缝其阙，尚有不得其出处者。（当然，器之腹笥云俭，不无关系。）严氏于此何乃心劳日拙，欲盖而弥彰也？亦深可闵笑矣。
十，一文分属二人。《全后汉文》卷四十五，崔瑗《舆葛元甫书》：“今遣奉书，钱千为贽，并送《许子》十卷，贫不及素，但以纸耳。”（《北堂书钞》一百四、《艺文类聚》三十一）又卷九十四，崔琰《舆葛元甫书》：“今遣送《许子》十卷，贫不及素，但以纸耳。”（《北堂书钞》一百四）今取前后两条相校，其溢出之字，则从《艺文类聚》所引之本也。今宜从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所引作崔瑗为是，惟旧钞本《北堂书钞》作崔琰，此传写之误也。
十一，一帝分属两朝。《全后魏文》卷四十，“后主”，所附小传乃北齐后主高纬传也，所收《蠲杂户诏》、亦据《北齐书·后主纪》也，不知何以收入《全后魏文》，且编在崔纂文之后，不伦不类，真匪夷所思矣。而《北齐文》二，“后主”，竟失收此文，且北齐后主小传亦较《后魏文》所谓后主小传多出“太宁二年立为皇太子”九字也。
十二，两人误为一人。以宋宋琰与齐王琰误合为一人，详见前（七）有尾无头条。
十三，重出。《全梁文》卷七十二，释慧皎《高僧传序》，据《高僧传》十四收录，相隔不过十许页，又据《高僧传》十四收录《高僧序录》。此一事也，作者同，文章同，出处又同，且在同一卷中，如此煌煌钜制，乃熟视无睹，何严氏之不惮烦也。
十四，引文同出一书一卷，而或收或不收也。《全梁文》卷一，武帝一《明堂制》，严氏据《隋书·礼仪志》一收录二条。今案：《隋书·礼仪志》一载梁武帝《议明堂制》共有五条，乃严氏收录者竟只二条，而失却三条，失之目治矣。
十五，引文失注出处。《全宋文》卷二十一，宗悫《上表述病》，失注出处。案：此文见《太平御览》卷七百三十八谢绰《宋拾遗》所引。
十六，引文注出处而不详卷数。《全北齐文》二，后主《税僧尼令》据《通典》收录。案：见《通典》卷十一，当订补。
十七，引文以方空注出处者当补。《全梁文》卷六十七，庚元威《论书》，以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注其出处。案：见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二。
十八，以诗为文。《全宋文》卷十八，王韶之《咏雪离合》：“霰兮集兮雪霏霏，散辉素兮被檐庭。曲室寒兮朔风厉，川陆涸兮百籁鸣。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十二）今案：《事类赋》二《雪部》引作《咏雪离合诗》，是也。依全书例不当收人，不然，自孔融《离合作郡姓名诗》以下尚多也，何独及此乎？
十九，以诗为铭。《全三国文》卷五十一，嵇康《灯铭》：“肃肃宵征，造我友庐。光灯吐耀，华缦长舒。”未注出处。案：此叔夜《杂诗》也，见《文选》卷三十九。严氏既失出处，又误以诗为铭。
二十，数典忘祖。《全三国文》卷五十九，诸葛亮文：“汉嘉金，朱提银，采之不足以自食。”所注出处为梅鼎祚《文纪》引《南中志》。案：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，宋本已佚，此所见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五“朱提”注引《南中志》，梅氏哪得见足本《华阳国志》？严氏可谓数典忘祖也。
二十一，不知王侯得称元年。《全三国文》卷五十五，阙名《文昌殿前钟??铭》：“惟魏四年，岁在丙申，龙次大火，五月丙寅，作蕤宾之钟。”（《文选·魏都赋》刘渊林注）严氏曰：“案：丙申当是丙辰，乃明帝青龙四年也。”器案：严氏於此，引文既不全，案语又失误。《魏都赋》刘渊林注：“文昌殿前有钟??，其铭曰：‘惟魏四年，岁在丙申，龙次大火，五月丙寅，作蕤宾钟，又作无射钟。’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设（六臣本误殷）钟虞于文昌殿前，所以朝会四方也。”考春秋战代以还，诸侯王得自称元年，如《春秋》经书鲁隐公元年，则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：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：“淮南元年冬，太一在丙子。”则汉文帝之十五年也；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晋厘侯司徒元年，则周厉王之二年也；又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懿侯曹参元年，则汉高祖之六年也；俱其证也。寻建安十八年癸巳，曹操自立为魏公，则魏元年为建安十八年，越四年为建安二十一年丙申，与此铭称“惟魏四年，岁在丙申”合，刘氏固已明言“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设”也。严氏不知诸侯王得自称元年，无端加以斧柯，乃云“‘丙申’当作‘丙辰，。”不知魏明帝青龙四年丙辰，去曹操之四年丙申，相去且二十年矣。严氏可谓读书不求甚解也。
二十二，顾此失彼。《全隋文》卷二十，魏澹文，据《隋书·魏澹传》收入《魏史义例》，其五曰：“范晔云：‘《春秋》者文既总略，好失事形，今之拟作，所以为短；纪传者史、班之所变也，网罗一代，事义周悉，适之后学，此焉为优，故继而述之。”，范晔此文，当出其所撰《后汉书·序例》，而《全宋文》卷十五，范晔，失载此文。
二十三，句子不完整。《全梁文》卷四十七，陶弘景二《发（登）真隐诀序》，据本集收入。案：《正统道藏》“尊”字号《华阳陶隐居集》上载有此文，“谓理尽纸，便入山修用。”“纸”下有“上”字；又“方将之於玄会耳”。“将”下有“寄”字，义俱极胜，它句安章，固当如此；若无此二字，则句法不密，文理不通矣。
二十四，文当抽换。《全上古三代文》卷八，苏秦《上书》，据《战国策》收入六首。案《战国·秦惠文策》：“苏秦说秦王，书十上而说不行。”则当有十首，《马王堆汉墓帛书·战国纵横家书》政是十首，且次序亦与《战国策》所载者不同，当抽换也。
二十五，有目无文者当存其。《全后汉文》卷三十二，陈宠。案《后汉书·陈宠传》：“乃作《缙绅先生论》以讽，文多故不载。”《缙绅先生论》以及如此之等，当存其目，以他日复验。
上所论列，乃得义例二十五种，足以程其责备求全之功，此固非毛吹求疵者所可同日而语也。然此特其一隅耳，有如单文只字之伪误（已於全书随文订正），不及毛举细故者尚不与焉，而井问题之严重，已足令人骇然而深怪严氏之卤莽灭裂矣。其书自清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黄冈王毓藻刊行以来，已一再重印矣。有如沈乾一之流，虽于严氏原稿，条陈其失误，约有六端，亦不过就其戋戋小者，略下雌黄而已，未足与言针膏肓而起废疾也。
谭献《复堂日记》五：“予在全椒，见吴山尊日记手迹，言《全文》纂辑实出孙伯渊，铁桥攘为已有耳。”吴翥词章之士，其捕风捉影之谈，未足以言实事求是矣。严可均《致陈硕士侍郎书》（硕士名用光，《清史稿》卷四百九十一有传）曰：“可均积稿等身，就中有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非有大力者断难付梓，姑缮录清本，留覆酱瓿。”其自言之不怍如此。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孔广陶校刊印行之《北堂书钞》，所列校订姓氏，原校有孙星衍、严可均、王引之等人。其书卷一百四引崔琰文，校云：“严辑《与葛元甫书》，据旧钞引同，惟入崔琰集中，与陈、俞异。”又卷一百二十三引张奂《??子真》。孔刻《北堂书钞》早於王刻严辑《全文》六七年，其时，严辑《全文》尚未问世也，其深信之不疑又如是。则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之出自严可均纂辑，无可置疑。恐世或尚有轻信吴无稽之言者，辄为之剖白云。